攻击茹瑺的事不闻不问，权当听不见。

日子一天天过，弹劾奏章一天天写，可就是没人批，没人办。

内阁没人上班，皇上也不是每天都上朝，这奏折写了都没机会递上去，整天揣在怀里，也不在自己衙署办公，就在午门外瞎溜达，看看有哪位大臣受召入宫，给带过去。

大明的官，都比较有韧性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那种，也怪不得历史上被打死那么多，总这样天天堵家门口，是谁也不会开心啊。

可问题还是需要解决，朱允炆再次开了朝会，连在家睡觉的郁新、解缙等人也被拉了回来，逮住机会的朝廷官员纷纷进言，要求撤销茹瑺官职，赶回老家种地去。

朱允炆很客气，看着义愤填膺的众多官员，就问了一句话：“依大明律，茹瑺所犯何罪？”

所有弹劾茹瑺的官员皆是目瞪口呆。

大明律规定了什么罪该杀头、什么罪该用大棍子伺候，什么罪该用小板子打，可从头到尾，翻过所有律条，就没有一条写着：官员给老百姓道个歉，就应该罢官的。

感情骂了几天，全都关注脸面问题，就没想过法律问题，现在朱允炆拿出了法律这根如意金箍棒，一棍子敲晕了这些人。

法律没规定不可以干的，那基本上就是可以办的。哪怕是不道德，没人性，那也不犯法。

既然不犯法，你们凭什么要追罪茹瑺？

朱允炆还饶有兴趣地看向刑部尚书侯泰：“你掌刑部，又参与过大明律编制，来告诉朕，茹瑺代替忻州知府给百姓致歉，所犯哪条罪？若说不出来，这一封封弹劾奏章，是否为诬陷同僚的证据？”

太监宫女也杀过皇上

侯泰一脸的生无可恋，自己只不过上了一封象征性地奏折，凑个热闹罢了，怎么就点自己一个人的名？

现在拿《大明律》来说事，是不是有点无赖了？

没错，《大明律》三十卷，包括了五刑、十恶、八议、吏律、户律、礼律、兵律、刑律、工律，合计四百六十条，里面就找不到一条明文说官员不能给百姓道歉的。

但如果非要让自己去盘查《大明律》，还真的能找出来几条甚至几十条，足够让茹瑺就地正法的，比如，可以将茹瑺定为“奸党”。

理由？

太祖用一个胡惟庸、蓝玉“奸党”的罪名处理过多少人，几年之后还可以接着用，一句他参与过胡惟庸的谋反，他是蓝玉的同党，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一并干掉了事。

现在也不是不可以创造出一个茹瑺案……

虽然《大明律》使用了“轻其轻罪，重其重罪”的原则，就是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，定罪较轻；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，定罪较重。但是，《大明律》还有一个极大的操作空间，那就是：

不当而为则犯法！

所谓的“不当而为则犯法”，通俗点来讲，不应该做的事做了，那就是犯法。

具体什么事不应该做，那就需要发挥点想象了。

像是早上你应该吃点清淡的，但你非要吃大蒜，还在朝堂上唾沫横飞，你说这是不是不当而为？

再比如你在朝堂上打了个哈欠，这内阁大臣在报告国家大事，你怎么能打哈欠呢？

茹瑺这种行为，典型的就是不当而为，应该归入到犯法之中，加以严惩。

对于这一点，朱允炆也是心知肚明，《大明律》也好，《唐律》也好，任何古代律法，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，而法家的一个思想，那就是：

刑不可知，则威不可测。

意思也很简单，就是说，法律如果不公布的话，它的威力是无穷尽的。

你都不知道有这些刑罚，刑罚的威严自然是深不可测的，奉劝你们最好不要以身试法，试着试着，哎，它还就出来这个法律了。

这就是“不当而为则犯法”的理论基础，也是历代律法“因律起例，因例生例”、所谓“变通”的来由。

这一条害人不浅，也极具生命力，即便是后世，每个人都遇到过这一条，上至婴孩，上至死人，无一幸免。

那就是：

最终解释权归某某所有。

在这句话后面，绝不可能标注上如何解释，不可能将这部分公开化，文字化，毕竟“刑不可知，则威不可测”，都说出来了，还怎么有“威严”，怎么有转圜的余地，怎么有退路？

一句话：只要解释权不公布的话，它的解释余地则是无穷尽的。

在古代，掌握最终解释权的不是刑部，也不是大理寺、都察院，那是皇帝本人啊。

朱允炆很嘚瑟，吃准了侯泰不能反驳，毕竟握着最终解释权的不是刑部，也不是大理寺、都察院，是自己啊。

你们说茹瑺不当，那我非要解释为当，咋滴，要不要翻书对质？

侯泰看着倒打一耙的朱允炆，彻底没话说了，于是学习了茹瑺的部分做派，跪下来喊道：“臣有罪……”

不承认罪，那就得背构陷同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