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，最初的母系氏族公社逐渐演变为家族公社，后来男人一看，自己有力气能打猎，也能打人，有吃的也有喝的，凭什么要被女人欺负？

于是，女家长时代结束，男家长时代开启，父系家族出现。

既然都是家族了，那原本的氏族财产，像是肉啊，果子啊，毛啊，石头啊，那自然也就成为了家族财产。

什么公有制，该是我的，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我抢过来也是我的。

私有制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的。

这个过程并非是短时间的突变，而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变形成。

在夏商周时期，其土地制度基本上是宗族土地所有制。

《尚书·酒诰》中记载商朝时期：

“越在外服，侯、甸、男、卫、邦伯；越在内服，百僚、庶尹、惟亚、惟旅，宗工，越百姓里居。”

需要解释下的是，这里的外服不是给你贴膏药，内服也不是让你吞下去。

内服指的是京畿地区，国家京城，外服指的是畿外地区。

这意味着商朝时期，分封诸侯已成常态。

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记录更多，在《左传》中记载：

“昔盛王克商，成王靖四方，康王息民，并建母弟，以藩屏周。昔周公昂二叔之不成，故封建亲戚，以藩屏周。”

商周时期嘛，人口不多，生产力不高，哪怕是国家搞分封制，大部分也都围绕着都邑，周围良田多，大家一起搞建设，加上你的地是你的，我的地是我的，这边修一条路，那边修一条沟渠，站在高处一看，呀，这不是“井”字吗？

嗯，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，采取的就是井田制。

当时的农民就是干活的，贵族就是监工，没事的时候就跑到田边瞎指挥。

但需要说明的是，虽然是分封制，但田地是国家的，不允许私自买卖、转让，而且是需要“贡税”的。

这种土地制度，可以说是国有制之下的贵族土地私有制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地诸侯为了壮大实力，开垦出了大量私田，而这些私田是不需要纳税的，既然这些东西是自己的，诸侯自然不愿意在“公田”之上投入人力，所以出现了“民不肯尽力于公田”的现象。

私田增多，公田没人种，井田制自然就失去了基础。

公元前594年，鲁国推行“初税亩”法令，法律上要求，无论是公田还是私田，按亩征税，私田通过这种方式，取得了法律认可。

后来商鞅变法，井田制被正式废除，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。

秦始皇兼并六国，说白了就是土地之争，无数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，奋起反抗，但终没挡住秦始皇的大军。

秦一统时代，原来的地主一部分被杀，一部分被俘，大片的土地荒芜。为恢复生产，秦始皇颁布了“使黔首自实田”的土地法令。

黔首，即百姓。

秦朝时期不再采取授田制，而是鼓励农民开荒，占据土地，政府并不限制。而这种制度的存在，肯定了农民土地私有，也制造出了新的地主。

秦朝之后，西汉开国，采取的是汉承秦制，承袭了秦朝的土地私有制。

西汉初期的国策，突出特征是“黄老无为”、“休养生息”，国家不管，地方自主，土地私有制如同脱缰野马，发展迅猛。

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土地兼并问题终于显现出来，出现了“网疏而民富，役财骄溢，或至并兼豪党之徒，以武断子乡曲”的现象。

疯狂的土地兼并，让大批官僚、贵族、豪强、商人成为土地的拥有者，一个个“众其奴婢，多其牛羊，广其田宅，博其产业，毫其积委”，继而出现了“强者规圃以予数，弱者曾无立锥之居”的问题。

汉武帝看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，董仲舒为其献策，提出“限民名田，以澹不足，塞并兼之路”，即给出田产限额，说清楚，最高能占据多少田产，多了之后，国家是要管管的。

然而汉武帝时期的管管，只存在于字面上，最多训斥几句，罚一点银子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

毛毛雨的惩罚，轰隆隆的利益，导致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。

汉哀帝时期，“百姓失职，重困不足”已成常态，无奈之下，汉哀帝“限圈”之策推行，当官的最多只能占据三十顷，商人不准随意占地。

不过汉哀帝也只能悲哀地看着土地一点点被兼并，因为他们的惩罚举措都没有跟上来。而缺乏管控的结果，就是制造出了豪强地主田庄。

三国时期与曹魏时期，主要的土地制度，那就是豪强地主私有制。

南北朝与隋唐时期，土地制度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均田制，这种制度是相对公平的，按人头分地，一个人分多少亩，简单，直接，粗暴，但不持久……

原因很简单，均田制是允许超额占田的，也是允许土地买卖、转让的，至于买卖是合法的，还是非法的，亦或是被抢走的，地主谁会在意这些。